4月23日的一則breaking news讓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從盤中高點1.59％降至1.54％；道瓊斯跌幅0.94%，創7週最大跌幅；標普跌幅0.92%，創5週最大跌幅；納斯達克跌幅也達到0.94%。
“消息稱美國總統拜登計劃提議將對年收入不低於100萬美元的富人提高近一倍的資本利得稅至39.6%，加上現有的3.8%的淨投資收益稅（NIIT），意味著投資者們的聯邦資本利得稅最高將達到43.4%。”
一旦新政開始實施，聯邦稅和州稅雙拳出擊，意味著這類人群在高稅率州，資本收益率可能會超過50％。也就是說，對於居住在紐約的人，州和聯邦的總資本收益率可能高達52.22％，而對於居住在加利福尼亞的人，這部分稅率就可能高達56.7％。
消息威力如此之大是因為該提案可能會推翻一項長期存在的稅法認知，那就是徹底改變投資收益的稅負長久以來都低於對勞動所得稅負。
美國現行稅法政策對於勞動所得的工資薪金采取10%-37%的七級階梯稅率，而對於長期資本利得，則一直採取最高20%的稅率。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富人群體，因為往往高收入人群都是通過投資而不是工資薪金的方式取得收入的，從而導致“老闆們”的稅率遠低於“僱員們”。在此前的總統競選發言中，拜登就已明確表示出了富人的資本收益和勞動所得稅率理應一致的想法。因為他認為許多富裕人群實際承擔的稅率遠低於中產階級工人，這無法體現社會公平。
除了資本利得稅，拜登政府最近還在熱議的其他措施包括提高富人的遺產稅。此外拜登還希望提高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人群的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希望該類人群可以為美國貢獻更多的稅收收入。拜登的提議並不是空穴來風，因為在個人層面的稅收政策（被提議）之前，白宮就已經出台了對公司的加稅計劃，可以說與之前川普的減稅手段大相徑庭。當然，除非下一步拜登完全廢止目前現行的川普減稅政策，否則年收入在40萬美元以下的人群，還是可以繼續享受之前的減稅福利。
那拜登的這項舉措是否真的能達到他所預期的增加稅收的最終目的？學研君覺得，提高資本利得稅的稅率，對於稅收收入增加與否，可能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首先資本利得是指資本商品，如股票、債券、房產、土地或土地使用權等，在出售或交易時發生的收入大於支出（成本）而取得的收益，也就是資產增值部分。而資本利得稅則是在對應的資本商品出售時，對未實現收益轉變為已實現收益的部分徵收的稅，而且資本利得本就是一種所得形式，資本利得稅也就理所當然屬於所得稅的範疇。
換句話，不賣的資本商品就不會產生資本所得稅的稅負，產生納稅義務的時點永遠都是在交易時才產生，資本所得稅並不是定期徵收而是在特定環節徵收。資本利得收益是否實現才是決定是否納稅的決定性因素。
人民的稅負水平，或者政府的稅收，是由稅基與稅率所共同決定。既然拜登提高了資本利得稅稅率，政府稅收成效也要看稅基是否有樂觀的預期。
但實際上，大量的研究及過往數據表明，當對資本收益產生的所得稅提升稅率時，政府在上述課稅上的收入卻不升反降。因為相比於個人所得稅中其他形式的收入，人們對於資本利得方面的稅率變化會更為敏感，用經濟學的專業術語來說——更具彈性。
在現行的美國稅法體系及製度下，投資者實際上會有許多途徑可以避免被徵收資本利得稅，尤其是對於資產更豐厚的富人，會更依賴於專業的團隊進行稅務要素考慮。舉例來說，若某人名下持有大量投資收益巨大但尚未變現的股票，一旦該人死亡，並以遺產的形式過繼給自己的遺產繼承人時，該部分股票的成本將“逐步提高”至其股票當前的市場價值，也就是從稅收的角度消除了本應計入資本利得徵稅稅基的資本利得收益。資本收益稅率提升就會讓“直接繼承”這種財富傳遞方式更具吸引力，特別是對於計劃將大量遺產留給其繼承人的較富裕的納稅人而言。
顯然，在財富所有人死亡時對其名下未實現收益的處理方式，會對資本利得稅產生直接影響，這也就是為什麼資本利得稅會隨著遺產稅一起進行政策調整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資本利得稅稅率的提高也會加強稅務遞延效應。正是由於其在收益實現時才發生納稅義務的特點，產生了多種方式來對資本收益的稅務要素進行規劃，將現時納稅義務遞延。例如，部分投資者會認為遠期的資本利得稅率會下降甚至更低，而在短期也沒有資產變現的迫切需求時，就會推遲實現資本收益，減少當下的資產處置，或者投資者會更傾向於在經歷損失、擁有負收益的年度才通過買賣實現資本收益，從而減低整體稅負。
畢竟交易時點是可以完全由個人決定的，投資者對於資本利得稅稅率提升的應對方式，最直接的就是限制（減少）資本利得實現。
由此可見，稅務遞延等方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資本利得稅的增收潛力。據此，學研君預測，若拜登政府真的想要通過提高徵稅稅率的方式來增加稅收財政收入，必然會“搭配”一系列組合拳來限制上述情況，擴大稅務徵管能影響的要素範圍，從而達到目的。
對於拜登政府而言，提高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的稅負絕非終點，而只是一個新的開始。